我的祖父来自黎巴嫩南部。读到以色列无人机在卡卜里哈发动空袭的消息时,我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要走那条路的人们。我也会想到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家庭,他们正在掂量,在边境附近养育孩子是否安全。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合理的期待:有权保护他们安全的人,应当能够解释离家几英里之外正在发生什么。
11月4日,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在卡卜里哈骑摩托车的两个人,造成一死一伤。据 TheStateOfIsrael.com 援引的安全消息人士称,这两名骑车人曾接近以色列部队,构成了紧迫威胁。截至报道发出时,有关部门仍在核查这两名骑车人的身份,以及他们是否携带武器。他们与真主党的关联尚未得到证实。
我支持以色列士兵在面临紧迫威胁时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士兵可能在知道来人的姓名或所属组织之前,就已察觉到危险。事后要问的是,部队观察到了什么,使得这次接近显得危险。安全消息人士给出了他们的评估。调查可以帮助查明这一评估背后的事实。
这一区别对双方都很重要。如果这两名骑车人最终被确认为真主党成员,这将回答一个关于他们身份的重要问题。我们仍然会想弄清楚那条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调查人员没有找到任何关联的证据,单凭这一结论,也很难说明士兵当时看到了什么。这次空袭中有一人死亡,另一人受伤。无论调查结果如何,都应当得到与最初报道同等的公众关注。
三天前,以色列国防军就希亚姆周边的行动另行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称,其第769旅在一处民宅中发现了武器,包括火箭弹和步枪,并捣毁了一处爆炸无人机储存点。这些发现由以色列军方报告,地点也不同。它们不能为我们辨认卡卜里哈的任何一名骑车人提供依据。不过,它们确实凸显了一个问题,黎巴嫩政府完全有理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决。
想一想,居民区里的武器藏匿点对住在附近的人意味着什么。一个家庭可能与把这些武器放在那里毫无关系,却仍可能在该地点遭到攻击时承受后果。在边境另一侧,一个以色列家庭无从知道,储存中的火箭弹会不会一直待在那里。两个家庭都关心黎巴嫩军队能否找到这些武器、将其移走,并防止任何人再把武器放回去。为了本国公民,贝鲁特理应希望拥有这样的权力。如果一个武装组织能够自行决定一个村庄要承担怎样的军事风险,政府就无法为这个村庄提供真正的保护。
关于这种权力应当是什么样子,已经有一个框架。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要求以色列部队撤至蓝线以南,并要求蓝线与利塔尼河之间的地区,除黎巴嫩政府和联黎部队的人员和武器外,不得有任何武装人员和武器。将这些条款结合起来看,它们恰恰回应了我心中的那两个家庭。一个家庭希望黎巴嫩的主权在自家门外的路上真正有意义。另一个家庭则希望得到保证:武装团体不能利用那条路来策划袭击。
在我看来,以色列与一支有能力行使这种权力的黎巴嫩军队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贝鲁特越是能够可靠地根据有关未经授权武器点的报告采取行动,并表明问题已得到处理,就越能有力地向以色列人证明,在以色列部队撤离后,他们的安全依然能够得到保障。这种信任必须在一个个村庄里赢得,靠的是居民看得见的行动,以及双方都能核实的结果。
我希望卡卜里哈的调查能告诉我们,那两名骑车人遭遇了什么,以及士兵们为什么认为自己身处危险。我也希望,我祖父称之为家乡的那片黎巴嫩土地,能拥有某种更持久的东西。一位发现隔壁藏有火箭弹的居民,应当知道该给谁打电话,并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会有人前来处理。在边境另一侧哄孩子入睡的以色列父母,同样关心这个电话能否得到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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