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政治危机进入了新的篇章,越来越多的问题也随之显露。
11月11日,拉阿姆党主席曼苏尔·阿巴斯透露,目前正在探讨由他领导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与以色列极端正统派各党合作,并可能获得联合名单的支持,以促成新政府的组建。
就在这一消息披露的三天前,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刚刚委托加迪·艾森科特组建以色列下一届联合政府。
目前尚未达成任何最终协议,极端正统派各党也未公开证实阿巴斯所描述的安排。然而,这一拟议中的议会组合,暴露了艾森科特政治抱负所面临的核心矛盾。
一位自称捍卫以色列国家利益的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赖一些政治优先事项与他本人截然不同的政党。
这一切都引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让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下台,是否已经比组建一个目标一致、能够领导以色列的政府更重要?
10月27日的选举产生了一个支离分散的议会。
内塔尼亚胡的传统阵营获得53个席位。艾森科特的四党联盟获得48席。拉阿姆党和联合名单合计另有19席。
算术很简单,政治却复杂得多。
艾森科特仅靠现有盟友,无法凑齐议会多数。
他必须吸引更多伙伴,争取议会中的外部支持,与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谈判,或者面对再次举行选举的可能。
阿巴斯似乎决心利用这一政治契机。
他公开表示愿意帮助艾森科特组建政府,这表明,即使不正式入阁,拉阿姆党也可能成为这一进程中具有影响力的参与者。
不应将这种区别视为技术细节而轻轻带过。
一个政党无需获得部长职位,也能在议会施加影响。依赖外部支持的少数派政府,必须时刻考虑支撑它的政党是否会继续投票支持它。
因此,问题不只是由谁占据内阁席位。
而是谁能决定政府能否存续。
11月10日,以色列第26届议会开幕时,联合名单的议员在奏唱以色列国歌《希望》期间离开了议事厅。
这一事件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在围绕加迪·艾森科特可能领导的政府所进行的讨论中,联合名单正是可能从议会外部提供支持的政党之一。
拉阿姆党主席曼苏尔·阿巴斯在奏唱国歌期间保持站立,但没有跟唱。这一区别很重要,尤其是在评估各个政党的立场与行为时。
离场行为本身提出的问题,超出了议会礼仪的范畴。
《希望》象征着犹太人民追求民族自决的历史愿望。对许多以色列人而言,它是国家犹太属性的一种根本表达。
与此同时,联合名单的竞选纲领明确挑战了占主导地位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共识。其代表有表达对国家象征持异议的民主权利,以色列选民同样有权质疑,这种异议对议会合作意味着什么。
当一个潜在政府可能依赖这些议员维持存续时,这种担忧就显得尤为切实。
围绕以色列国家认同的分歧,可能转化为教育、国民服役要求、安全立法,以及政府如何回应地区威胁等方面的冲突。这些分歧是否会阻碍议会合作,尚无定论,但不能就这样置之不理。
允许一个政党作为经选举产生的反对派党团表达立场,与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使其能够影响政府在立法层面的存续,两者也有区别。
阿维格多·利伯曼本人也是寻求取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阵营的一员,他公开批评了离场行为,并对与参与离场的各方开展联合政府合作的前景提出质疑。
他的反应表明,持有这些担忧的并不只有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
对艾森科特而言,问题十分具体:什么样的协议,才能调和联合名单对以色列国家认同核心要素的反对,与一个自称奉行犹太复国主义的政府所作出的承诺?
答案不能只是宣称共同反对内塔尼亚胡。它需要公开明确的承诺、议会合作的清晰界限,以及如何处理国家根本问题上分歧的说明。
以色列各政党无需在每一种国家象征上意见一致,才能参与民主生活。但一个考虑接受它们支持的政府,必须公开说明其中涉及的政治分歧,以及可能需要作出的妥协。
竞选期间,艾森科特明确拒绝让拉阿姆党加入由他领导的政府。他还为潜在的联合政府伙伴设定了条件,包括支持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和民主国家、支持全民国民服役,以及承认哈马斯是一个必须被摧毁的恐怖组织。
这些原则被宣称为不可谈判。然而,不断发展的政治局势正让他面临一场令人不安的考验。
极端正统派各党长期反对要求其社群成员履行义务兵役。拉阿姆党历来坚持的一些立场,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治共识的重要内容相冲突。联合名单内部则有一些派别,在以色列的国家认同和安全政策上存在重大分歧。
艾森科特打算如何调和这些差异?
他的伙伴会接受他的条件,还是随着谈判推进,这些条件会逐渐失去意义?
一名政治领袖不能在竞选时高举毫不妥协的原则,随后却仅仅因为议会席位算术变得棘手,就把落实这些原则当成可有可无的事。
如果艾森科特能够在不牺牲其公开承诺的情况下达成真正的协议,他就应该将其公之于众。如果不能,以色列选民有权知道,他打算放弃哪些承诺。
阿巴斯并非以色列联合政府政治的新手。
他明白,当较大的政治阵营无法独自掌握多数席位时,相对较小的政党也能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
他最近的言论表明,他愿意帮助艾森科特取代内塔尼亚胡,同时在拉阿姆党具体以何种方式参与的问题上保留灵活性。
还有报道称,阿巴斯可能愿意明确承认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以换取真正的政治伙伴关系。
这种承认值得欢迎,但不应被视为非同寻常的让步。在10月7日大屠杀之后,承认哈马斯的恐怖主义性质,应当是负责任的政治领导者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
承认哈马斯的恐怖主义性质,也不应自动解决围绕国家安全、治理或以色列国家性质的更广泛分歧。这些分歧需要实质性的政治谈判,而不是在组阁期限压力下作出的象征性声明。
阿巴斯完全有权代表自己的选民,寻求正当的议会影响力。但艾森科特也负有同样重要的义务,必须解释他所达成的任何协议会带来哪些实际后果。
阿巴斯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交锋,又揭示了另一个层面。在内塔尼亚胡于第26届议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后,阿巴斯指责这位总理煽动仇恨,并声称其言论危及他和家人的安全。
此类担忧应受到认真对待。政治分歧绝不能成为威胁或暴力的理由。
阿巴斯还声称,内塔尼亚胡的亲信纳坦·埃舍尔曾与他联系,询问拉阿姆党对拟议立法以及可能组建替代性联合政府的立场。
这一说法并未证实内塔尼亚胡本人授权了谈判,但它使那些试图将与拉阿姆党的政治接触描绘为本质上不可接受的论述变得复杂。
同样的标准应当适用于每一位政治领袖。
然而,存在政治接触,并不等于承诺共同执政。重要的是协议的性质、它带来的义务,以及它使哪些政策得以推行。
这正是艾森科特必须面对的审视。
内塔尼亚胡公开呼吁由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和极端正统派政党组建团结政府。与此同时,艾森科特一直在寻求另一种架构,而这一架构最终可能依赖拉阿姆党和联合名单在议会中的支持。
与民选阿拉伯裔代表合作,本身并无不民主之处。他们的选民是以色列公民,有权获得代表。
但民主合法性并不意味着无需评估联合政府伙伴在政治上是否相容。
艾森科特必须回答,为什么与内塔尼亚胡妥协,似乎还不如作出重大的意识形态让步更可取,而为了争取那些在国民服役、国家认同和安全问题上持有相冲突立场的派别支持,这些让步可能是必要的。
团结政府不会消除以色列的政治分歧,也不会免除内塔尼亚胡或任何其他人对过去失败所负的责任。但它可以为那些在以色列国家性质和核心安全优先事项上大体一致的政党,提供一个合作框架。
一边排除这种可能,一边探索一个意识形态更加分裂的安排,需要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仅仅承诺取代内塔尼亚胡是不够的。
以色列承受不起把组建下一届政府当作一场政治报复行动的代价。
伊朗仍然是战略威胁。10月7日事件的后果继续塑造着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军事战备、社会凝聚力和地区外交,都需要作出艰难决策,并由可靠的议会基础予以支撑。
如果一个政府的存续依赖于彼此不相容的政治诉求,那么每一项重大决策,都可能变成一场关于它自身能否继续存在的谈判。
艾森科特深知战略一致性的重要。他的军旅生涯始终围绕着评估目标、识别威胁和保持行动纪律展开。
如今,同样的原则也必须运用到他的政治抱负上。
如果他拟议中的政府确实建立在共同的国家纲领之上,他就应当公布这份纲领,并解释各参与方将如何恪守它。
如果它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几个派别都希望让内塔尼亚胡下台,那么对于治理一个面临非同寻常挑战的国家而言,这样的基础远远不够。
这一区别至关重要。
政治上的反对可以赢得选票。但仅凭这一点,无法提供国家战略。
随着阿巴斯描述正在展开的谈判,如今艾森科特有责任证明,他的组阁方案不只是一个权宜联盟。
因为最终的问题,并不是艾森科特能否凑齐足够的议会选票,成为总理。
而是他能否领导以色列,同时不让对权力的追求损害他声称要捍卫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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