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迪·艾森科特没花多少时间就亮明了自己的优先事项。在以色列第26届议会开幕首日,他领导的亚沙尔党便联合其他党团提交法案,要求就十月七日屠杀设立国家调查委员会、对总理实行任期限制,并推翻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实施的多项重大制度改革。
从纸面上看,这些举措被包装为恢复问责、加强民主制度的努力。但实际上,它们的时机、政治背景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都让人对艾森科特的判断力和他的优先事项产生严重质疑。
以色列理应就十月七日事件追究责任。以色列同样理应拥有一个能够捍卫国家利益的政府,而不是让自身的政治存续依赖于那些立场与其战略优先事项根本冲突的政党。
这两个目标本不应相互排斥。
2023年10月7日的暴行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之一。调查屠杀发生前的政治、军事、情报和制度决策不仅是恰当的,更是必不可少的。
但问责不能只从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开始,也不能只到他为止。
艾森科特本人在2015年至2019年间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在那段时期,以色列安全机构对哈马斯所持的种种假设,同样值得全面审视。
这段历史并不能证明他对十月七日事件负有个人责任。但它确实使一个更宏观的观点无法回避:任何可信的调查,都必须审视多年来塑造以色列安全态势的机构、理论与决策。
一项严肃的调查不应让政客、将领、情报官员或前军方领导人免于审查。
因此,必须审慎评估拟议委员会的独立性、调查范围和任命程序。十月七日遇难者的家属应当得到答案,而不是一个披着问责外衣的政治工具。
艾森科特的立法议程远不止于十月七日事件。
任期限制、司法治理的变革、对行政权力的限制以及推翻前政府的改革,如今正被捆绑推进,成为重塑以色列政治制度这一更大努力的一部分。
其中一些措施值得议会认真辩论。但在艾森科特试图组建政府之际同时提出这些法案,不可避免地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是一场围绕拆除内塔尼亚胡政治遗产而设计的政治运动。
反对内塔尼亚胡是一种正当的政治立场。
但将整个执政战略建立在排斥一个人的基础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以色列面临着安全威胁、地区动荡、艰难的经济抉择,以及关于其长期战略方向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些挑战需要的是以连贯政策为基础的领导力,而不是政治怨恨。
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记录可以批评,但与他意见不合,并不能成为一边把与利库德集团合作视为天然不可接受、一边与立场可能更难调和的政党探讨其他议会安排的理由。
正是在这一点上,艾森科特的政治算计变得尤其令人不安。
2026年10月大选后,内塔尼亚胡的阵营和艾森科特的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都未能获得议会多数。因此,阿拉伯人领导的政党握有足够的席位,可能决定一个替代政府能否维持下去。
其中包括由曼苏尔·阿巴斯领导的伊斯兰主义政党拉姆党。
艾森科特曾在9月公开表示,除非拉姆党接受若干条件,包括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犹太民主国家,以及承认哈马斯是一个必须被摧毁的恐怖组织,否则该党不会加入由他领导的政府。
然而,不给一个政党内阁席位,并不等于拒绝它在议会中的支持。
一个少数派政府即使在提供选票的政党不担任任何部长职务的情况下,在政治上仍可能依赖这些外部选票。
这一区别至关重要。
如果艾森科特拒绝与内塔尼亚胡达成团结安排,最终却依靠拉姆党或联合名单的外部支持,他就欠以色列公众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这样的安排需要做出哪些政治妥协?哪些国家安全决策可能会在议会压力面前变得脆弱?他又将如何调和自己宣称的原则与保住职位的现实需要?
这些问题关乎政党、政党的政策及其对政府的潜在影响力,而与以色列公民的族裔或宗教无关。
问题不在于阿拉伯公民是否应当参与以色列的民主政治。他们完全有权获得政治代表。
问题在于,一位总理是否应当组建一个其存续依赖于拒绝其国家安全议程核心内容的议会党团的政府。
还有一个艾森科特似乎不愿接受的选择:与内塔尼亚胡及其他犹太复国主义政党认真谈判,围绕共同的国家优先事项组建政府。
这样的谈判无疑需要妥协。
但与政治对手妥协,不应被自动视为比依赖那些在以色列国家认同和安全战略上立场根本分歧的政党更难以接受。
这个国家经历了战争、内部极化和深重的民族创伤。
它的政治领导人应当能够分清个人恩怨与国家领导责任。
作为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艾森科特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战略决策必须以其后果而非情感吸引力来评判。
这一标准同样应当适用于他的政治决策。
以色列承受不起仅以反对来定义的领导
调查委员会或许是必要的。制度改革可以辩论。政治问责必须始终是一项民主原则。
但这些目标都不能成为一种主要围绕阻止内塔尼亚胡重返总理职位而构建的执政战略的借口。
艾森科特必须证明,他拥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治理以色列的计划,而不仅仅是一个击败政治对手的议会算式。
他应当说明与阿拉伯人领导的政党达成任何潜在安排的界限、他拒绝妥协的安全原则,以及为什么与内塔尼亚胡阵营合作,比组建一个依赖于国家优先事项与之相悖的党团外部支持的政府更难以接受。
归根结底,衡量领导力的标准,不是一位政治人物能多么有效地孤立对手。
而是他所组建的政府能否保护国家、坚守其立国原则,并在不为议会存续而牺牲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做出艰难决策。
以色列应当拥有一个围绕其未来而建立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仅靠反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来维系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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