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选后谈判又到了一个揭示深层问题的时刻。
11月18日,亚伊尔·拉皮德重申,他和纳夫塔利·贝内特仍致力于建立一个由加迪·艾森科特领导的政府。他发表这番声明之前,贝内特与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长时间会晤,引发了寻求取代现任政府的阵营成员的担忧。
随后,艾森科特、贝内特、拉皮德、阿维格多·利伯曼和亚伊尔·戈兰再次承诺,将组建他们所称的国家紧急政府。他们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取代内塔尼亚胡仍是他们的核心政治目标。
然而,他们的声明仍未回答一个根本问题。
这个联盟究竟能够组建什么样的政府,又需要作出哪些政治妥协才能维系这个政府?
贝内特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立即引发了各种猜测。
据报道,会晤持续了约两小时,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称其为一次安全简报会。另有报道称,艾森科特事先并不知情。
随后,接近贝内特的消息人士否认了他打算抛弃政治盟友、加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的说法。
拉皮德回应时强调,不应将会晤、安全简报会和政治对话解读为该阵营改变方向的证据。
他的解释可能完全符合正在进行的谈判情况。政治领导人经常保持跨党派联系,尤其是在国家面临不确定性的时期。
尽管如此,各方对贝内特此次会晤的反应,仍说明组阁过程十分敏感。这也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与内塔尼亚胡交谈,是否就应当被自动视为对反对派联盟团结的威胁?
对于一个试图组建国家紧急政府的政治阵营而言,与对立政党谈判最终或许不可避免。10月27日的选举未能让以色列出现一个明确的执政多数。
艾森科特的四党联盟在拥有120个议席的以色列议会中占据48席。通常的多数需要至少61席。这一席位算术带来了几条可能的路径,每一条都涉及大量政治谈判。
一种选择是与目前属于内塔尼亚胡阵营的政党合作。另一种是争取极端正统派派别的支持。第三种可能是与阿拉伯人领导的政党开展某种形式的议会合作,包括拉阿姆党或联合名单。
这些选择在政治影响上存在显著差异。
本月早些时候,变革阵营为拟议中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府提出了四项原则:承认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和民主国家、恪守《独立宣言》、实行全民国民服役,以及承认哈马斯是恐怖组织,必须终结其军事能力及其在加沙的统治。
这些原则为评估潜在的联合政府伙伴提供了依据。
但这些原则也暴露了棘手的分歧。
极端正统派政党一直反对全民征兵。阿拉伯人领导的政党对以色列的国家认同和安全政策持有不同立场。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仍是即将卸任的执政阵营中最大的政党,也可能参与民族团结政府的谈判。
因此,每一种选择都涉及政治取舍。
尚未得到回答的问题是,艾森科特及其盟友认为哪些妥协符合他们公开作出的承诺。对于由拉阿姆党和联合名单提供外部支持的可能性,尤其应当予以坚决、彻底的拒绝。
11月11日,拉阿姆党主席曼苏尔·阿巴斯谈及了有关该党与极端正统派派别合作的讨论,这种合作可能获得联合名单的支持。
这些表态并未促成一份最终达成的组阁协议。
正式加入联合政府、在议会信任投票中提供支持,以及就个别立法提案开展有限合作,彼此之间也存在重要区别。
尽管如此,支持少数派政府的政党即使不担任内阁职位,也能施加影响。当预算、安全措施或涉及国家认同的立法出现争议时,这种影响力可能尤为重要。
在11月10日的议会开幕会议上,联合名单在奏响《希望》国歌时离开议会大厅,这一决定体现了围绕以色列犹太认同的一项象征性分歧。
相比之下,曼苏尔·阿巴斯在奏国歌期间一直肃立。
这些区别很重要。阿拉伯政治代表并非一个意识形态统一的阵营,参与以色列的议会民主,也并不要求认同每一种国家象征或每一项政府政策。
与此同时,围绕国家性质、国民服役和安全政策的分歧,也是联合政府谈判中合理的议题。
如果艾森科特最终寻求拉阿姆党或联合名单的支持,公众就需要清楚了解其中涉及哪些承诺,以及这些承诺能否与其联盟公开提出的原则相容。
这五位领导人一再将以色列的处境描述为国家紧急状态。他们列举了安全挑战、经济压力、社会分裂和外交方面的担忧。
这些都是重大问题。
但将一个政府称为紧急政府,本身并不能说明它的立法纲领,也不能保证参与各方达成一致。
例如,这个拟议中的联合政府将如何处理极端正统派公民的强制服役问题?哪些安全政策能够在拟议的议会安排中获得各方支持?有关司法改革的分歧将如何解决?
政府又将以何种方式对待针对10月7日失误的调查?
取代现任总理的共同愿望,可以让各政党在竞选期间团结起来。执政则需要不同的东西:在政策、预算、制度和国家优先事项上达成切实可行的协议。
当潜在合作伙伴代表着差异显著的意识形态传统时,这一区别就显得尤为重要。
内塔尼亚胡一直主张达成民族团结安排,利库德集团、艾森科特的正直党(Yashar)以及贝内特的团结党(B'Yachad)的代表,已经参与了有关这种可能性的讨论。
这些会谈尚未达成协议。
对艾森科特及其伙伴而言,与内塔尼亚胡合作存在政治和制度层面的障碍,包括围绕其领导地位、司法立法,以及对政府过去决策追究责任的分歧。
这些反对意见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个人之间的竞争而遭到否定。
同样,与内塔尼亚胡合作的前景,也引出了各党能否就共同的改革议程,以及对政治冲突的有效约束达成一致的问题。团结政府的安排还需要就领导权、政策和政府职责分配进行谈判。
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方案。
然而,贝内特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表明,即使公开的政治对抗仍在持续,沟通渠道也依然存在。
这些接触是会发展成正式谈判,还是仅限于磋商,将是未来几天的一项重要区别。艾森科特已获得总统授权,尝试组建以色列下届政府。
他的伙伴们已公开重申支持,但议会层面的核心挑战仍未解决。他们的联盟仍须协调各党的立场,而这些政党在安全、宗教与国家关系、制度改革和以色列国家认同等问题上各有不同主张。
对变革阵营的支持者而言,首要任务是结束内塔尼亚胡的总理任期,并确立不同的政治方向。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而言,更广泛的民族团结安排,可能看起来更符合他们所倾向的安全与施政优先事项。
这两种立场都是以色列当前民主辩论的一部分。
对任何拟议中的政府而言,实际考验都在于,参与各方能否确立明确承诺,并维持足够的议会支持来落实这些承诺。
这意味着,要从宣示政治团结迈向透明的施政纲领。
以色列下届政府最终将由什么来定义,不仅取决于它取代了哪位领导人,也取决于使其能够执政的政策、协议和议会关系。
随着艾森科特、贝内特、拉皮德及其伙伴继续谈判,这些细节仍是最具决定性、却尚未得到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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